鲁迅谈钱
　　口/陈清华
　　 近看上海学者王晓明著的《无法直面的人生：鲁迅传》，思想不停地抽搐，竟至于浑身发冷，原本一直努力走进鲁迅的内心，读完后才发现——真如作者所言，鲁迅其实是无法直面的。
　　 他的孤独、怪癖、绝望与虚无，一次次令我不寒而栗。我想起他在《野草·希望》一文中的一段话：“然而现在何已如此寂寞？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，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？
　　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。我放下了希望之盾，我听到裴多菲的‘希望’之歌：希望是什么？是娼妓：她对谁都盅惑，将一切都献给；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——你的青春——她就抛弃你。”
　　不知道是因为鲁迅的书看多了还是我个人生活吃亏上当太多了，反正我一直是个坚定的怀疑主义者——近几年尤其如此，我怀疑一切人包括自己的家人，我怀疑一切神话，怀疑一切说教。前不久，我的朋友游说我跟他去干助理，说年薪多少多少万，我说拿到手里的钱才是钱。他说企业明年会如何如何红火，到时候你的房子将多么多么豪华，车子多么漂亮……我说你把饼画得越大越不可信，你的承诺都是“等待戈多”。现在还有什么是真的？有人说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钞是真的。
　　我无论从表面看还是从骨子里看，都是一个文人——这一点无法改变，尽管我很不喜欢文人包括我自己。我还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宿命。所以在“义”和“利”之间，我还是重前者——尽管有点虚伪有点不情愿，尽管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是“义”。看了鲁迅对于钱的一些看法之后，我的内心亮堂了许多；读了王晓明心中矛盾复杂的鲁迅，我似乎找到了今后的道路，那就是好好赚钱。好好生活。
　　鲁迅是伟人、名人，也是凡人；鲁迅是“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”，也是爱妻家、爱子家、生活家，他爱许广平，爱儿子海婴，爱生活，也爱钞票。我发现，鲁迅对于钱的看法非常有意思。
　　1927年夏天，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：“我想赠你一句话，专管自己吃饭，不要对人发感慨。并且积下几个钱来”；“我已经近于‘刹那主义’，明天的事，今天就不想。”（鲁迅：1927年7月17日致章廷谦信，《鲁迅书信集（上）》，147页。）1927年，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，人也搬出了中山大学，却依然收下了学校当局送来的5月份薪水。白给的钱，不要白不要，白要谁不要。谁愿意跟钱过不去？1928年夏天，他更对一位朋友说：“处在这个时代，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，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，以备不虞。”他还再次重复：“说什么都是假的，积蓄点钱要紧！”（王晓明著的《无法直面的人生：鲁迅传》第153页）。当什么都不能信时，至少还可以相信钱，最起码它可以让人填饱肚子。他到上海和许广平同居后，曾和一向与他友善的北新书局打官司，讨要该书局欠他的近万元版税。1925年夏天，他和许广平相爱了。他非常谨慎。他不想马上和许广平同居，因为条件还不具备。首先是钱。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，他已经欠了朋友800元钱的债，一直无力偿还……1926年初春，他接受老友林语堂邀请去厦门大学任教，除了躲避北京的政治空气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这里的薪水比北京高，每月400元，而且还能与许广平同行，但他很清楚，得多挣些钱。于是他与许广平约定，先分开两年，各自埋头工作，积一点钱，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（许广平：《鲁迅和青年们》，8页）。1926年11月，他写信给许广平说：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：（一）积几文钱，将来什么都不做，苦苦过活；……（三）再做一些事，倘同人排斥，为生存起见，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，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（《两地书》169页）。足见当时挣钱的不易。在厦门大学，他觉得和在北京时一样受排挤。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：“一有感触，就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，越想越火冒，而无人浇一杯冷水，于是决定曰：仰东硕杀！” 。“仰东硕杀”是绍兴土话，意思就是“操他妈的！” （王晓明著的《无法直面的人生：鲁迅传》第120页）。
　　“君子固穷”是很虚伪的话。仰东硕杀！狗日的钱，蔑视谁也不蔑视你！就连鲁迅也一样。比起说一些无聊的废话来，想方设法挣钱显得更有意义。
　　“多挣点钱，多挣点钱，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，可是哪儿有个够，可是哪儿有个够，不知不觉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……”这是崔健《混子》中的歌词，倘真能“不知不觉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”也比当胡里胡涂地当“醉虾”好。
　　废话少说，赚钱!